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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伟

何伟,原名霍恒德,1910年4月20日生,汝南县三桥乡刘庄村人。他9岁入本村私塾,1923年转入汝南信义高小上学,之后考入信阳信义中学读书。1928年春,他经推荐进入湖南益阳信义大学学习。1930年,益阳信义大学与武汉文华大学合并,改名为华中大学,何伟随校迁到武汉。

    在大学里,他博览群书,阅读了很多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和马列原著。通过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

    1934年,何伟大学毕业后,受聘到汉口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教员。他除了讲授国文、历史和地理三门课程外,还积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还以“生活书店”为阵地,团结武汉各界进步人士,组织了读书会,把革命书籍介绍给要求进步的各界人士。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武汉,何伟和读书会成员以及由他培养的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5月3日,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何伟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

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何伟遂到上海以常务理事的身份主持联合会工作。在宋庆龄领导下,联合会开展了全国性的营救爱国领袖的活动。何伟亲自到北平、天津、太原、济南等地活动,并将活动情况向中共天津党组织汇报。

    何伟在完成任务返回上海路经南京时,被特务逮捕。在狱中,他立场坚定,义正词严,不屈不挠,严守党的机密。1937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他由周恩来、沈钧儒营救出狱。

    何伟出狱后,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9月底,他经博古介绍回武汉工作,和董必武接上关系,参加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并负责工委下设的文委,领导文化和青年工作。

1938年2月,他受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派遣,到汝南恢复党组织。193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何伟任常委、宣传部长。不久,他受中共长江局派遣,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与主任秘书阳翰笙联系,协助厅长郭沫若工作。

1938年10月,何伟接受周恩来的指示,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安徽立煌县(现金寨县)传达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大别山地区工作的部署。1939年1月,中共鄂皖边区党委成立,统一领导大别山地区敌后抗日斗争,郑位三任区党委书记,何伟任常委、组织部长,兼管区党委机关和后来成立的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的工作。

1940年1月,他任无为地区江北游击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他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争取大刀会和当地知名人士等各种抗日爱国力量,孤立和打击反共顽固派;另一方面,通过兴办各种训练班和抗日团体,培养了上千名优秀青年干部,为后来扩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充实了骨干力量。同时,他还把3000余名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安全转移到新四军中去,受到上级党委高度赞扬。

1940年5月到1943年8月,何伟曾先后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七师政治部主任兼军政委员会副书记、中共皖中区党委书记、七师政委等职。他与罗炳辉、曾希圣、傅秋涛等一起,在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淮南、皖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党的组织和经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4月,他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

1945年8月,日军投降,何伟奉命到东北工作。他与同志们一起长途跋涉6个月之久,于1946年3月到达黑龙江通河县。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派他到哈尔滨任市委书记。9月,他调任战略重地牡丹江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当时,东北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挑起大规模内战,土匪活动猖獗。他根据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在牡丹江省委的集体领导下,经过土改、剿匪,把牡丹江省建成了我军的一个巩固的后方阵地。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何政委”的生活原型就是何伟。1948年7月,何伟调任铁路修复工程局副局长兼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他出色地完成了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阶段的军事运输任务。

1949年5月,武汉解放,何伟调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积极协助谭政、陶铸等主要领导抓好社会治安工作。

1949年9月,何伟奉命调任中共广西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把主要力量用于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

1952年10月,何伟调任中央直辖市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并兼任中共华南分局常委。他到任后,把“活跃经济生活,厉行增产节约,解决工人失业问题”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他特别强调:“必须明确社会改革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观点,使改革工作与生产工作较为密切地结合起来,并推进生产工作。在统一认识、步调一致的基础上,确定把主要力量用来搞生产建设。”

1954年10月,何伟被调到外交部,任部长助理兼苏联东欧司司长、部机关党委书记,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他不计较个人地位,努力学习外交知识,与有关同志一道制定周密的外交方案,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和赞扬。1958年1月,何伟被任命为中国驻越南大使,兼任中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他始终坚持中越友好的方针和国际主义思想,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当时中越、中老友好作出了贡献。

1962年4月,何伟奉调回国,回到故乡河南,任省委第二书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是何伟的一贯工作作风。他经常微服出行,到基层调查和指导工作。1962年9月,他回到故乡汝南三桥刘庄村进行调查。5天后,省委给汝南县委打电话,请何伟回去开会,汝南县委才知道他回汝南了。一次,他乘车到灵宝县检查工作,下车时天还未亮,他就步行,天亮时赶到县委机关。县委领导看到省委书记步行前来,十分惊奇,埋怨秘书不事先通知一声。他说:“这不很好嘛!何必动那么大声势。”他在河南仅两年多一点时间,就走遍了全省所有的专区和110个县中的96个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省委从实际出发制订计划、作出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间,他曾三次下兰考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并坚决支持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帮助兰考人民解决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袭击和其他问题。

1964年夏,何伟调任国家教育部部长。他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十分热爱我国的教育事业。在他任职期间,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开展教育改革,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65年底,小学发展到1681900所,学生1.162亿人;普通中学、中专、农中和其他职业学校发展到80993所。

1973年3月9日,何伟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3岁。中共中央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人民群众热爱的优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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