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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事件

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小说《第二次握手》被定性为“一本坏书”,作者张扬因此坐牢的重大事件。这是由北京日报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所反映的情况,引起“四人帮”重要成员姚文元的重视所造成的严重政治恶果。

 

 

  1974年七八月间,在北京七三八厂部分职工中,流传一本没有作者署名和出版时间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小说先在少数工人中传阅,后被刻写油印48册(每册160页,约8万字),在单位内外传阅。

  《第二次握手》虽是小说体裁,但书中描写的许多人物,用的是真名实姓,如竺可桢、华罗庚、钱学森、王淦昌、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和聂荣臻。

  工厂党委发现后,认为擅自传抄、翻印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读物等是错误的,因此当即制止继续翻印,对于已经散发出去的责令有关部门追查收回。

  10月11日,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960期《内部参考》,以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语句——《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在暗中流传》为标题,刊登内参,对有关情况向上做了反映。

  内参稿件按着当时的“政治标准”对书的内容做了一些定性的“描述”:“宣扬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天才论”;“美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明目张胆地为解放前的帝国主义买办教育制度张目,宣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洋奴思想,美化美帝的特务、走狗”……

 内参于10月11日发出。12日,姚文元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是哪里。”很快,书就送到了姚文元处。

  10月14日下午4时左右,我去给主管内参报道的一名报社领导送审内参大样,看见这位领导正站着接电话。像是一个重要电话,他边接听边用铅笔在台历上快速记录着。见此情形,我将大样放在领导办公桌的一角,马上想转身离去,领导示意我等一下。这时,我听到那名领导说:“你还有什么指示?”“好的!”然后,领导放下电话,撕下好几张写有大个铅笔字的台历,对我说:“这是姚文元同志对小说《第二次握手》的电话指示,誊写两份,一份请报社领导传阅,一份报送市委。台历记录放在内参部保险柜保存。”

  姚文元的电话指示是:“你们的《情况》(指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960期《内部参考》),反映了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把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书。它的恋爱故事,是形式、公开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从郭老、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对姚文元关于小说《第二次握手》的电话指示记录稿的处理,我们没有完全照办,而是誊写了三份,一份报市委,一份送报社领导传阅,内参部自己留存了一份。


 

 

  按照姚文元两次批(指)示中强调的“查一下作者是哪里”,“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的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内部治安保卫处(十处)“组织了五名干部,从10月中旬开始,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开展了追查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追查,北京市公安局十处于12月8日写出了追查情况报告。报告大体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小说在北京的传抄情况,“最早是1972年上半年传入北京的,原名叫《归来》,后改成《第二次握手》”。“分三条线索在北京传抄,涉及10多个单位,收缴到39册”。再一部分是作者张扬的情况,当时张“在湖南浏阳县”。

  1974年12月11日,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1026期《内部参考》又以《关于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和流传情况的调查》为标题,将北京市公安局的追查情况刊发内参。上边对此期内参的反应如何,不得而知。

  张扬因小说《第二次握手》于1975年初入狱,坐牢4年,“内定死刑”。后来因政治形势大变,《中国青年报》的强烈反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干预,张扬于1979年初平反出狱。


 

 

  张扬和小说《第二次握手》,遭遇如此不幸,尽管有当时主管国家“最高专政机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但北京日报社内参的情况反映是事件的导火索。尽管有“文化大革命”的一般人不能抗拒的时代背景,但对于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做出深刻反思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中央通过颁发文件和主要领导人发表讲话等方式,支持记者采写内参,向中央反映各种情况和问题,但文件中也明确规定:“记者采写内参必须确实,力求客观全面。记者负责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不要对反映的问题作结论。”但《北京日报》最先采写刊发的第960期《内部参考》,从内容到标题,尤其是标题《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在暗中流传》,一上来就为所反映的情况做了“定性的政治结论”。文章中十分鲜明的“政治倾向”,在当时非常适合“四人帮”的胃口,所以一下子就被姚文元抓住不放。

  我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由公开报道的采访部门调入内参部的,虽然不是“张扬事件”稿件的直接采编者,但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197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社编委会决定我任内参部副主任,后又让我主持部门工作,直至1983年12月2日市委宣传部通知我任农村部主任后调离,我在内参部工作了12年多。作为曾经的“内参人”,40余年后的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说明事件的一些来龙去脉,向历史做个交代。在真诚地向张扬先生道歉的同时,也希望现在的广大新闻界同人汲取教训,无论是公开报道,还是采写内参稿件,在任何形势下都应该坚持事实第一、客观第一、真实第一的原则,尽管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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